随着中国对外资医院准入条件的日渐放宽,越来越多的外资医院开始进入中国的医疗市场。然而,受制于中国政策、观念、投资环境等条件,不少外资医院在进入后发现,中国的投资环境不容乐观。而相对边缘化的外资身份,又使其在面临生存困境时难以得到主管部门和业界的关注和扶持,不少外资医疗机构为此萌生退意。
拉郎配闹剧引来八年混乱
爱德每亩568万元的地价创下了中国医院土地出让价格之最。”江上拿出一份份外资和民营医院的土地出让合同复印件来佐证她的说法,“如此高的地价是具有公益性质的医院无法承受的。”
2002年,杭州市为了解决城北没有综合性医院的难题,在一块空置多年的政府规划卫生用地上,专门面向外资引进了一家医院杭州爱德医院。然而主管部门拉郎配的一纸“婚约”,却使中美合作的爱德医院陷入长达八年的混乱。
医院董事长江上对记者介绍,按照当时卫生部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联合发布的《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中方在中外合资、合作医院中所占的股权比例或权益不能低于30%。为此,杭州市卫生局专门指派了当时杭州最具资金和技术实力的公立医院杭州市中医院作为中方机构参股。
然而,杭州市中医院却将合作看成是烫手的山芋,既不愿出资、也不愿介入管理。“当时市中医院没有领导愿意挑担子,非要医院班子十多个人全部聚齐、两位中方聘请的专职律师到场才肯启动谈判,约谈一次至少要一个月,而且只愿享有股东的权益而不肯承担股东义务。”江上说。
随后,这场由政府一手包办的“婚姻”彻底演变成一场“拉郎配”闹剧。
记者从爱德医院提供的医院大事记上看到,从2002年9月双方第一份合作意向的签订到2004年6月11日签订正式合同,历时21个月之久。市中医院将卫生局划拨到其名下的土地进行商业评估,并以此作价1881万元;至于剩下的759万元,则要求外方将未来医院建成后的利润款先打给中方预交。就这样,市中医院未掏一分钱,就成功获得了爱德医院30%的股权。
期间,爱德不断地向杭州市主管部门和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递交用地优惠申请,希望能够按照杭州市最初引资时“按医疗用地价格出让土地、出让金部分减免”的承诺,对土地价格以及后续需要支付的级差地租费、大市政配套费等进行减免。
“北京北大国际医院的土地转让价为25万/亩,南京明基医院土地转让价25万/亩,苏州九龙医院土地转让价全部减免,政府每年再资助1000万元人民币……爱德每亩568万元的地价创下了中国医院土地出让价格之最。”江上拿出一份份外资和民营医院的土地出让合同复印件来佐证她的说法,“如此高的地价是具有公益性质的医院无法承受的。”然而让她感到沮丧的是,这些报告最后几乎都没有下文。
在经历了中方合作者的极度不配合和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双重打击后,外方投资者已元气大伤。2009年,总投资3.5亿元的爱德医院历尽磨难终于建成,并于2010年1月19日正式开业。第一年,这家按照三级综合性医院标准建造、规划病床300张的医院每天的门诊接待量仅十多人,住院病人也很少。医院从国内二线城市高薪挖来的150多位医护人员工作量极度不饱和,医院直接运营亏损高达3000万。为了弥补亏损,医院甚至违规将一个楼层的病床租给一家公立医院使用。
“和来时的初衷完全不同,现在想着就是怎么活下去。”江上无奈地说。
院长换了一切都变了
“这是典型的人走政息,院长换了一切都变了。”韩凯义愤填膺,“中方强行关闭了中心,撤回了所有中方人员并安排到自己的眼科工作,贴出告示,撬走中心铭牌,派专人把守、引导,将中心的病患资源全部抢到其违约设立的眼科,致使中心陷入停业状态,无法正常经营。”
杭州浙益眼科诊疗中心在进入中国市场的前10年,中外双方配合默契,经营情况良好。然而仅仅因为中方合作医院换了一位负责人,中心却面临濒临倒闭的绝境。
杭州浙益眼科诊疗中心设立于1995年,是由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国际商业咨询公司(IBC公司)与浙江医科大学附属一院共同组建的中外合作专科门诊部。双方约定,中心设在浙一医院内,中方不再设置与中心业务相竞争的项目。
董事长韩凯对记者介绍,合作的前10年,中美双方配合默契,浙一医院不仅按照合同撤销了原眼科,还将原眼科的全部工作人员派遣到中心工作。而IBC公司则邀请公司董事、在美国享有很高声誉的眼科专家马丁博士作为技术顾问。他不仅亲临中心开展手术和技术指导,还接受中心派去的技术人员在他自己拥有的美国当地一家著名的眼科中心培训。当时,中心甚至引入了国际上最先进的植入性角膜接触镜技术用于治疗高度近视,成为中国国内第一家拥有该项技术的医疗机构。“中心设立以来,门诊及手术人次逐年上升,一些诊疗项目已达到国际先进和国内领先水平。”韩凯说,到2004年,中心一年有约12万病人,营业收入近5000万,利润总额高达924万多元。
然而,伴随着浙一医院高层管理者的更迭,合作却出现了戏剧化的转折。2005年,中方突然在院区的八楼和九楼设立了由浙一医院独立运行的眼科,并在其新收编的城站院区保留了眼科。
“这是典型的人走政息,院长换了一切都变了。”韩凯义愤填膺,“中方强行关闭了中心,撤回了所有中方人员并安排到自己的眼科工作,贴出告示,撬走中心铭牌,派专人把守、引导,将中心的病患资源全部抢到其违约设立的眼科,致使中心陷入停业状态,无法正常经营。”而中方则认为,中心以纯粹的盈利为目的,且不重视科研,直接导致该眼科收费远高出其他公立医院,并引发医院在省内眼科学术地位的明显下降,损害了医院的声誉。
双方各执一词,最后按照合同约定申请仲裁。然而让韩凯感到不解的是,虽然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最终仲裁认为中方违约并应立即停止违约行为,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下达了执行通知书,但中方的违约行为至今仍在继续。
对外资医院的进入充满敌意?
江上说,八年来的混乱让她心力交瘁并心生退意。“不是因为舍不得高达3.5亿的资金和付出的心血,我早就放弃了。”多年旅居海外的韩凯表示,“如果现状不能改变,中国的医疗市场未来不会有人投资。”
爱德和浙益投资环境不容乐观,生存困境无人关注的现状,是目前国内不少外资医院的真实写照。业界人士分析认为,政府和中方企业缺乏诚信度和公信力、投资环境尚不规范、政策缺乏延续性和可操作性、以及法律意识淡漠等,都是造成目前国内投资环境欠佳,影响、打击和制约外资医疗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并顺利成长的重要原因。
江苏吴江市政府分管卫生的周副市长志芳说,目前的确存在我国一些地方的官员因为政绩的冲动而引外资的现象,为了促成外资的进入,简单生硬地“拉郎配”、搞配套。此举没有充分考虑双方是否存在合作的基础和诚意,对事业的长期发展有害无益。
江上认为,目前国内许多官员和公立医疗机构都对外资医院的进入“充满敌意”。比如长庚医院当年进入北京市场时,就曾遭到北京10余家公立医院院长的联名反对。她认为,不少外资医院在进入中国市场时,也承担了政府赋予的医保等公共卫生的职能,外资医院也不完全是高收费的代名词。这样的敌意和认识误区不消除,外资医院在中国境内难以长足发展,更谈不上对公立医院形成触动。
而公共管理专家则认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投资环境的好坏,除了土地价格低廉、优惠政策丰富、市场空间巨大等硬件条件之外,更重要的是服务的软环境。政府的政策缺乏可操作性和延续性,承诺难以兑现,以及企业、机构和公民法制精神缺乏,都是阻挠投资者脚步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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